我1970年代初到过白河。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的“批林整风”运动，坐船沿汉江到白河要一天。1982年6月，我由汉阴县副县长调任白河县副县长。当时,安康地委组织部给我谈话时说：你不满38岁，学过农业经济管理，年轻又是农业专家，因此调你到全地区最边远的山区县白河管农业……当时心里想的，一是服从组织安排;二是把组织交办的工作干好，不辜负组织的信任。1984年2月，我又兼县委副书记。1984年9月，组织上又把我调整为县委副书记。同时，1979年平反摘掉右派帽子的卢尤崇，当选分管农业的党外副县长。我作为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，支持党外副县长抓全县农业工作，至1987年4月调离白河。

我出身于农民家庭，熟悉农村，对农民有种天生的感情。在白河任职六个年头五年整,正值白河全县农村改革由开始到全面铺开时期，给了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中实践自己所学的机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主要从结合中央方针制定具体政策，引导保障农民修田造地，农村能源建设、汉江绿化和科学种田等方面，为白河人民做了一些事情。

白河县于1972年开始大规模的修田造地运动,由时任县委书记王德昭、李群欣号召发起，是在公社大集体的时代条件下，用下达任务、行政命令、奖补等方式进行修地。改革开放初期, 1984年1月1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》，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;5月，白河改公社、大队、小队为乡镇、村组;9月,中共中央,国务院又发出《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》，陕西秦巴山区列为全国重点扶持的14个大片贫困地区之一。中央的好政策为白河再次掀起修田造地高潮、摆脱贫困指明了方向、提供了机遇,也给全县农民吃了颗“定心丸”。 我们在把中央的好政策落实到白河的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实践中，在全县号召发起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兴修石坎水平梯地的高潮。主要用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，保障农民修地利益，奖励和树典型，改进作风等方法，号召引导农民修田造地。从开展修田造地的方式方法看，这次与1970年代有了本质的不同。

1984～1985年冬春，我们开始在全县宣传号召修石坎水平梯地。记得当时规定家家户户必须修地(25度以上坡地分摊)，并按劳力把修地任务分解到各农户。为宣传动员修地，县上专门制作了一部“石坎坎，金碗碗”的修地专题宣传片，由我策划并写得解说词，广泛宣传中央的好政策和修石坎水平梯地的好处、方法，使全县广大农户家喻户晓。这个专题片要早于1991年县上拍得修地专题片,后一个以这个专题片为基础。每次开区乡(镇)村干部动员会，先看“石坎坎，金碗碗”的修地专题宣传片，然后我动员讲话。我在动员中主要讲清为什么要修地，讲清土地是财富之母，白河农业耕地的实际情况，目前我们首先要首先解决吃饭问题，要大力抓农田基本建设，等等。接着结合白河好、坏耕地实际情况，用板书直观画图讲解修石坎水平梯田，可提高耕地质量、增产粮食的科学道理;然后普及“石头站队，水平连片，深翻尺五，活土盖面”等科学知识。进而按好地、坏地搭配，把修地任务分解到区乡(镇)村，落实好责任。最后，我又和卢尤崇、水电水土保持局的阮仕深、政策研究室的刘忠刚等, 督促落实全县的修地任务。记得一次动员讲话后，我马上到中厂，听广播播放自己的讲话，声音好不好?是否讲清了?到川河乡督促落实修地任务，由于平时很熟，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。这次我一去就沉下脸说：修地任务年底要算账的!大家要高度重视，不要算账时交不了差!大家都难看。可能是我这次的一番话起了作用，后来川河成了修地的典型。白河的基层干部能吃苦，很务实。1985年全县就修石坎水平梯地9414亩，而川河乡修地居全县各乡镇之首，人均0.79亩。但是，我们对全年修地亩数仍不满意，感觉好多农户修地的积极性不高。为弄清原因，我就带调查组到农户调研。

记得当时我带人到冷水、川河、松树、中厂、构扒等乡调研。调研中下雨，道路泥泞车爬不动，就踏泥泞推车走。在构扒反沟村，夜晚，我们找了八户农民在一户农家场院开展调查，四户愿意修，四户不愿意修。其中，一刘姓农户修了许多地，其他农户就对他说：你好好修，以后好调整给我……原来是农户在修承包地中，投入了大量物化劳动怕土地调整，以及坏耕地修成好耕地怕农村提留款(指向农民收取的公积金、公益金、管理费提留和教育附加、计划生育费、民兵训练费、民政优抚费、民办交通费等五项乡镇统筹，简称“三提五统”，于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时取消)提高等，使许多农户想修却不敢修。找出问题后，怎么办?我们就研究从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问题入手,通过厘清二者的关系，“让修地的人绝不能吃亏，不修地的人绝不能占便宜!”，结合中央方针政策，制定切实可行的“土政策”，充分调动农民修地积极性。当时议定了几条：一是，要调整已修的土地，先补偿修地的物化劳动等,先补偿再调整;二是，因修地提高了产量，不增加农村提留款等。为此，县上制作了修地证发各修地农户，证内登记修地亩数、投入修地的物化劳动等内容，作为调整土地时补偿的凭证，给修地农户吃了一颗彻底放心的“定心丸”。

为开好1986年的修地任务动员落实会，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六天，专门写动员会讲话稿。讲话稿以我在沈阳农学院进修时写得农田基本建社论文为基础，突出制发修地证、修地提高产量不增加农村提留款等项政策,标题叫《坚持奋战五年，为实现我县农业人均七分基本农田而奋斗——在县农田基建动员会上的讲话》，由我于1985年11月20日，在白河全县农田基建动员会上宣讲。其实，作为我们这些组织决策者，关键是抓住调动农民修地积极性、保障修地农民利益这个关键，充分调研后形成科学正确的决策，再科学地组织生产资源。当然，抓典型引导带动修地也很重要。除前面讲过的川河外，当时抓得修地典型还有前坡胜利村、茅坪响应村、小双兴隆村等。胜利村的高远璋当过教师、有文化，年龄大，胜利村又在公路边，参观方便。一次在响应村支部书记韩昌财住的石板房午休，听到场院的几个老人说：我家从未来过县太爷。晚上，在场院不时听到全村此起彼伏的修地放炮声，放眼望去，满山火把。该村有个叫孙厚德的农民，天不亮就上坡修地，晚上在月亮下修，无月亮点火把修，修得手指弯曲伸不直，一年修地13亩多。1987年初春，时任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徐山林带省直相关部门到响应村参观，被响应满山的层层梯田，以及热火朝天修地的壮观劳动场景所折服。该年全村户均修地2.57亩。兴隆皮长林等几任支书在带领全村修地的同时，探索出“吃粮靠中间，用钱靠边边”的“坎边桑”的山区扶贫开发新模式，最后在全县推广。在修地的炸药、雷管等材料保障上，由县财政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负责协调落实。

在修地实践中的工作创新方面：干部作风上，我们发明了“倒挂金钩”的方法，就是各乡(镇)书记、乡(镇)长，必须包抓该乡(镇)工作最落后、最边远的村组。在白河几年，感受到这里民风淳朴，人民吃苦耐劳;干部作风较好，特别是区乡干部作风过硬。年终检查验收上，我们推出了编号抓阄抽样检查法，并对抽样户户丈量。1986年全县修石坎水平梯地达1.56万亩，创历史新高。12月底，召开全县总结表彰会。我们规定“两个第一名”发言，顺数第一名讲经验，倒数第一名讲教训。同时表彰“修地大王”，发修地证等。不久，安康地区把全区修地现场会放在白河开。为开好现场会，我让县招待所把旧四方桌换掉，到十堰购置圆盘桌。为保证十县市水电局长每人一辆车，我就打电话给县内有车的单位，不提供车辆者县财政明年不拨付油费。到川河参观时，我穿一件黄军大衣站在路口，指挥那几辆车到那村，那几辆车去哪个修地点……科学种田主要是号召推广间作套作，农民叫“行行田”，是耕作方式上的革新。记得当时我带县政研室的刘忠刚到仓上马庄蹲点几天，专题调研白河农村的“行行田”情况。回县后，就召集县区乡三级农技干部会。由我针对蹲点调研中发现的，“行行田”行距、株数、稀疏等不规范问题，画图讲解规范间作套作的科学道理，令参会干部折服。我提出1985年全县推广间作套作五万亩，由于时任县农业局长没把握、压力大，最后定下全年1.5万亩的任务。为解决农民用钱问题，我们号召全县农村家家户户一笼鸡。为使任务落实，我专门带人到商洛洛南购鸡种，讲授“杀公鸡，卖老鸡”的科学养殖道理，被群众戏称为“鸡县长”。 1983年“7.31”汉江洪水，我在县水保站指挥抗洪救灾一夜。由此，引起我对白河汉江沿线各乡村，光秃秃山坡的忧虑和反思。下决心搞白河汉江绿化后，接着我决定选种刺槐。因为刺槐叶能喂鸡，花能授粉，树枝能烧，且成活率高。当时先给冷水区下达了200亩刺槐种植任务，要求沿汉江用好地栽植。后来，安康行署魏专员来白河，到高远璋家参观刺槐林后，又在安康汉江沿线县推广。在白河农村能源建设方面，主要是推广节柴灶和沼气。节柴灶选了县招待所和中厂农中一年烧柴量抽样调查，结果是节柴灶把火量从传统灶的10%，提高到30%。然后找县能源站的李大林带人在凉水试点。试点时，给农民充分讲清栽树不如保树，节柴灶可减收砍伐树木、保护生态等道理。试点抓好后，接着县上组织各区乡参观后推广。沼气往年各区都抓，都有任务，但发展效果不理想。就要求科学统筹，一区或一乡推进，集中资金技术服务，一村一村的逐点突破，逐渐形成滚雪球式的发展。同时，针对沼气建起后，因管理不善致无法使用。就组织沼气户到县参加沼气的管理培训，这与建沼气池同样重要。

在白河五六年，实现了个人给白河农业预定的目标，初步达到了让白河农民“有饭吃、有钱用”的愿望。工作中最深的体会是，干部要学习，要走进群众调研，要做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“老实人”。

(本文根据2016年7月8日下午、7月9日上午，白河县档案史志局兰云华、蔡建中和县退休干部聂彦栋3人采访王怀长记录，并综合《白河县组织史》一卷、1996年版《白河县志》《安康地区志》等相关记述和相关资料整理。《陕西党史》2017年1期、《陕西党史网·历史视野》刊载)